Tuesday, August 7, 2012

7 Traits of Breakout CHurches

By Thom Rainer

Thom Rainer gives seven indispensable characteristics of churches that move from decline to growth.. Image Info:

Thom S. Rainer is the president and CEO of LifeWay Christian Resources (LifeWay.com). He was founding dean of the Billy Graham School of Missions, Evangelism, and Church Growth at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His many books include "Surprising Insights from the Unchurched," "The Unexpected Journey," and "Breakout Churches."




I have been a student of American churches for thirty years. That statement really means two things: I’m old, and I’m a slow learner.

In those thirty years, one of my most fascinating learning ventures has been the discovery of breakout churches. Simply defined, a breakout church is a congregation that has experienced at least five years of decline followed by at least five years of growth. While numerical growth is not the inerrant barometer for church health, we researchers must use numerical gauges for much of our objective data.

The Common Factor

As my research team began sorting and analyzing the data of some 50,000 churches, we found a common factor in many of the breakout churches: the breakout took place when the church got a new pastor. While that finding is helpful from a research perspective, it’s not very helpful to many churches. And it’s certainly not helpful to the pastors of struggling churches.

So our research took a new twist. We only looked at churches that experienced breakouts without changing pastors. I was encouraged by our findings.

The Seven Traits

The breakout churches,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had seven common characteristics. Though I list them numerically here, for sequential purposes, I am not assigning priority by the rankings.

1. The pastor had a “wake-up” call.
He stopped denying that his church had a challenge. He became determined, in God’s power, to lead the church to growth and greater health. He would no longer be satisfied with mediocrity in God’s church.

2. The church, under the pastor’s new leadership, developed clarity in its purpose.
Most of the churches were previously activity focused. They were busy with the “what” without addressing the “why.”

3. The pastor began assembling the right team for a new era of leadership.
That team would include either paid staff or unpaid laypersons.

4. The pastor developed a spirit of tenacity.
He knew that the turnaround would not take place overnight. He followed a prayerful plan for the long haul.

5. One of the early moves in these churches was to focus more ministries outwardly.
The wake-up call noted above included an awareness that most of the ministries of the church were for the comfort and desires of the members. The leaders began to change that reality.

6. The pastor and other leaders in the breakout churches had deep biblical faithfulness.
They saw their mission emanating from God and written in His Word. That faithfulness was the push that moved them forward even in the midst of challenging times and potential discouragement.

7. The pastor invested more time in the preaching ministry.
He realized the centrality of the preached Word, and gave it more time and emphasis than any point previously.

The Hope Present in These Churches

Our quest to discover breakout churches that did not change pastors became an exercise in hope for our research team. We first saw how many leaders transitioned from a lackadaisical attitude to one of enthusiasm and possibility. Some of the leaders told us that their change was more dramatic. They described it as moving from hopelessness to great hope.

Of course, the other great encouragement in this project was discovering the story of entire congregations moving from a inwardly-focused lethargy to an outwardly-focused Great Commission mindset. By the time our research team saw these churches in the “after” mode, we found it hard to fathom they were once lifeless and discouraged.

If I found a single message in the scope of this research, it is simple but profound lesson for churches and their leaders: Don’t ever assume that your congregation has little or no hope. We found that many of these churches were once in despair, and many members confessed they had no hope. Then the breakout came. Then God showed He was wasn’t done with their church.

That story could very well be the story yet to be told of your church

Monday, August 6, 2012

只有祝福

只有祝福
快樂家庭十周年


蔡元雲醫生




Matthrew 16:13-28 By Dr. Philemon Choi

生命、召命,捨命
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至廿八節



蔡元雲醫生
2012.01.01
主恩基督教會

香港青基會長蔡元雲︰做一個有中國魂的中國人

2012.5.11


近幾年,蔡元雲先生在內地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作為香港特區四川重建督導委員會醫療康復小組成員,他一直在關注汶川 災區的青少年心理問題。他任會長的香港青年發展基金會與華東師範大學合作的“培育卓越生命”項目,也在進展之中。他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合作,針對進城務工 人員子女的“成長向導與生涯發展支持項目”、“外來務工子女健康發展研發項目”,幫助很多孩子找到了成長的目標和力量。 

  “蔡醫”,是香港認識他的人對他的尊稱和愛稱。因為39年前,他曾經是醫生,後來放棄醫生這一待遇優厚的職業,投身青少年工作,至今不改,而且還要繼續做下去。他,還是香港突破機構榮譽總干事。 

  在蔡元雲先生來京對北京青少年工作者進行培訓之際,本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以期從他的經驗中汲取教育靈感。
 
  “你內心有一團火是為年輕人燃燒的” 
  
  記者︰蔡先生,您好!我們了解到,您在加拿大拿到醫學博士學位,而回到香港後,又在中途義無反顧地放棄從醫並轉身青少年工作,一直堅持到現在。您最初是怎樣作出這種抉擇的? 

  蔡元雲︰我1971年在加拿大拿到醫學博士學位,學成後在香港行醫5年。我大學前受到的教育基本上是英國教育。在英國殖民地下,香港是沒有公民教育、國民教育的。
 
  後來到加拿大,我才意識到原來我是中國人。那時,加拿大人剛剛開始尋找加拿大人的身份認同,開始擁有自己的國歌、國旗,開始擺脫英聯邦的陰影。 後來,一些外國人用很標準的普通話給我講國家的故事。我很奇怪,為什麼這幫外國人比我更了解我的國家?那時候我突然有了點覺醒,意識到我是中國人。 

  記者︰您“棄醫從文”,是受了魯迅先生的影響嗎? 

  蔡元雲︰魯迅先生對我有影響,因為魯迅先生是中國魂。在他們那一代,中國被列強瓜分,整個政治經濟狀況有很多讓他看不過眼的東西,他寫《阿Q正 傳》、《孔乙己》等,很有風骨和中國心,而且敢于講話,是我很羨慕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就是這樣,有良心、講真話,而且對自己的身份很認同。他到日本念醫 學,但在日本醒悟過來,醫學不如文化對國家有影響。在加拿大,我有一種身份的醒覺,我是中國人,所以我又回到了香港。 

  記者︰香港突破機構的蘇恩佩女士對您選擇從事青少年工作是否有影響? 

  蔡元雲︰當然有影響。蘇恩佩是一個很特別的中國人,她在美國學成後放下感情,回到亞洲並成為很出名的作家、編輯。後來,她面臨很重要的問題—— 年輕一代如何為香港發展作出貢獻,因為香港上世紀70年代經濟比較發達,但年輕人的價值觀開始動搖。于是,她創辦了《突破雜志》。   

  我和她相遇在香港。她問我是否願意加入青少年工作,我說,我很喜歡醫學專業,是一個很不錯的醫生。她說,但你內心有一團火是為年輕人燃燒的。這 是真的,我回香港後,很多學校邀請我講授和年輕人有關的課題。所以,1973年開始,我決定上午在醫院,下午在突破機構,從而開始了我的青少年工作生涯。  

  記者︰您在“突破”機構做了哪些工作? 

  蔡元雲︰我們在突破機構作的研究是“根”,我們的根就是生命。第一個“根”是“植根香港”,就是肯定香港的孩子是香港人,不要輕看這個城市,要 敢于承認自己是香港人。第二個“根”是“尋根中國”,就是不要忘記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種族、我們的國家。當初講“尋根中國”的時候,很多人是抗拒的,因為 香港人都拿不同的護照。但無論什麼護照,都是“美籍華人”、“加籍華人”……都有一個“華”字,這也是我們永恆的根。第三個“根”就是“扎根永恆”。我們 的工作是三個字“植根香港,尋根中國,扎根永恆”。
 
  香港剛剛回歸時,就出現過香港有沒有“根”的問題。無根的一代,就是沒有生命的一代。

“我真沒有想過放棄” 
 
  記者︰您幾十年如一日地從事青少年工作,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有沒有想過放棄? 

  蔡元雲︰最大的困難來自我的父親。他認為我是蔡家第一個念大學和念醫師的,卻去搞雜志,是不可理解的。好在我母親支持我,她說服我父親尊重我的選擇。 

  此外,我們當初是沒有錢的,只是借人家辦公室的一個小房間,而且只有兩張辦公桌。但從那時起,就工作得非常開心,因為很多人願意做志願者,突破 基金都是志願者捐獻的。後來,我們發展到在香港大概有220個全職同事,並發展了一個青年發展基金。所以,我真沒有想過放棄。 

  記者︰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先生對您的工作很感興趣。 

  蔡元雲︰對,這個很奇怪,在我意料之外。因為我們都是百分之百的民間團體,沒有政府資助,原本以為政府完全不知道我們的存在。香港最後一任港督 彭定康的一個政治組主任曾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做中央政策組非政府組的顧問,主要負責青年政策問題。1997年香港回歸後,香港的4家電視台聯合要求董建華 特首向全香港宣講他的施政綱要。這是董特首上任後第一次政策公開,他邀請4位社會人士對他的施政綱要作公開響應,其中一位是金融界人士,一位是研究政府政 策的人士,一位是記者,最後一位是我。 

  我的響應,相信董特首意料不到。他說,香港的教育出現了問題,要改革教育方向。我響應道,香港的老師很疲勞,應該把空間好好給他們,讓他們定位 清楚一點,因為老師是教育中最關鍵的因素。我的響應就是這樣。後來,新的中央政策組主任打電話給我,說他們決定還是讓我做顧問。 

  記者︰香港回歸後,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蔡元雲︰在1997年之前,突破機構向當時的香港政府申請了一塊兒地。1997年之後,香港重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我們就成立了突破青年村,培 養香港和內地21世紀的僕人領袖。我們發覺,之前香港不敢有計劃超越1997年。但我說,年輕人95%都會留在香港,所以一定要超前一點,不要認為 1997年後香港就沒了。 

  記者︰董建華特首對你們的工作持什麼態度呢?
 
  蔡元雲︰在那段時間,我就發覺董建華知道我的存在,他特意來看望青年村。他很感動,因為看到很多年輕人在想將來怎麼貢獻社會。後來,他對我說, 青少年很麻煩,又要自殺,又要跳樓,你為什麼做這麼多年還在做?我的響應是,一般人只是看到年輕人黑暗的一面,我卻是看到他光明的一面。我不是看他受什麼 傷,有什麼不對,我是看到他們有很多潛質的。所以,我對他們很有盼望。他說,難怪我每次跟你談話,都感覺很有盼望。後來,我又擔任了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  

  記者︰您提到過,要做好青少年工作,政府官員和青少年對話是必要的,為什麼呢?
 
  蔡元雲︰我任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時,在香港18個區都成立了青年論壇,讓青年人有機會發表意見。但是,我要求年輕人不能只提出問題和批判, 還必須通過研究來提供一個解決方案。然後,我把教育官員召集過來與青年對話,從而把年輕人的意見納入政府政策制定中來。這樣,年輕人也會覺得政府尊重他。 因此,政府高官和青少年對話是必需的。而且,青年政策不能只在圖書館里做研究,還一定要跟年輕人交流。

“沒有靈魂的卓越非常危險” 
 
  記者︰您反復強調生命有可能,生命是什麼,卓越的生命又是什麼?
 
  蔡元雲︰哈佛大學一位教授的《沒有靈魂的卓越》一書指出︰在21世紀,雖然我們對自己的學科有專業的知識儲備與研究,但仍然需要不斷跟進,所以 我們需要卓越。而且,每個人有不同的卓越。例如,劉翔的卓越不僅僅表現在體育方面,還表現在堅韌、良性人際關系和承擔能力等方面。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 醫生,是“非典”時期亞洲的英雄,但他另一個卓越是在臨床治療時能夠把愛傳遞給病人和同事。 

  一些人追求知識和技術的卓越,這些是專業的卓越,但是沒有靈魂的卓越很危險。例如,我們這些年在北京做外來工子弟進城之後的課題。我們主要做的 是︰第一,解決他們的身份問題,用不同的方法讓他們擁有城市公民的身份意識;第二,給他們生命力,讓他的生命素質得到提升;第三,提供生產力,讓他們有足 夠的裝備貢獻北京。天生我材必有用,沒有一個沒有用的孩子,先天性可能身體有殘缺,但仍然可以貢獻家庭與社會。所以,生命是有可能的。
 
  記者︰我們能感覺出,您在與青少年交往時,對他們傾注了很真誠的愛。 

  蔡元雲︰其實,影響我的,除了魯迅先生,還有冰心女士。她的靈堂上只是一句話,“最大的就是愛”。所以,在靈魂里,最重要的還是愛,人與人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管理者與人民之間,都是一定有愛的,愛很重要。 

  記者︰您常年和青少年打交道,最享受的事情是什麼? 

  蔡元雲︰最享受的是,看到青少年真的在改變,特別是他們的精神面貌在改變。無論我在香港,還是在內地,我最開心的就是看到青少年都有一個夢,都 有他們的長處。只要你跟他們同行,就可以幫他們去實現自己的夢。我們提出“敢夢、敢愛、敢飛”,“敢飛”即冒險。無論社會感覺他們多麼不成功,比如說吸 毒,但只要他們感覺到有人在相信他,在陪他同行,他是可以起飛的。

“一代更比一代強” 
 
  記者︰您曾把新的一代稱為“Y2K新人類”,內地現在也不斷涌現80後、90後,甚至00後的說法,您怎麼看這些“新人”?
  
  蔡元雲︰“Y2K”指進入21世紀,不只是一個世紀,而是一個新的千禧年。所以,我們要了解到新生代的處境不一樣,看問題的角度也不一樣。我曾經用五個英文字母來描述他們的不一樣,英文是“GBCDE”。 

  G是Globalization,即全球化。 

  B是Biotech century,即生命工程或者生命科學年代。它對人的基因突破有了新的看法,醫生開藥不像以前那麼簡單,不是心理治療,而是基因治療。
 
  C是Clash of civilization,即文明的沖突,也可以具體到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的沖突。老一輩人出生、成長甚至死亡都是在某個固定的鄉村,但下一代完全不一樣,人口流動讓不同文化的人走到同一個地方。例如,現在問誰是北京人,就很難回答。 

  D是Dragon century,即龍的世紀。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在其著作《中國大趨勢》中說,21世紀是龍的世紀。大家都知道,中國的經濟、體育、科技正在崛起,這些 都是過去我們沒有想過的。在這種背景之下,中國人怎樣與全球互動,年輕一代與我們完全不一樣。 
 
  E是E-generation,即數碼的一代、網絡的一代。我們過去的教學很簡單,但現在學生一上網,就能與全球接軌,什麼信息都有。而且,數碼的一代很有創意能力和辨別能力,真的可謂是一代更比一代強。  

  記者︰年輕一代本身是否存在困擾?  

  蔡元雲︰當然會有困擾。他們感覺競爭大、感覺悲觀、感覺大學畢業也找不到好工作。而且,我們這一代給了他們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這一代還是佔據很多很重要的位置,讓他們覺得很難出頭。 

  當生命充滿困難與挑戰時,要堅定地知道自己是誰。我對未來的一代是充滿信心與盼望的,並相信他們會代表我們國家闖出一個名堂來。 

  我的小同事明皓,在香港讀完大學後去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就來我們的青年基金會作研究。她爸爸最初也很惱火,為什麼不去大學教書,偏偏 來這里。她背起背包來到內地,這幾年和另一位哈佛大學博士在民工子弟里做了一些很扎實的工作。大家不要只听我們這一代的故事,也要听听他們的故事。他們就 是你們要找的80後。

“我發現我們中國有很多的寶” 
 
  記者︰您已經在香港和內地從事青少年工作達到39年,您覺得現在香港應該特別注意什麼? 

  蔡元雲︰首先,我們一定要放眼全球,具有國際眼光。香港有150年是殖民地,沒有自主,所以香港在某種程度上先天處于逆境,而且什麼資源都沒 有。我們那個年代,只有2%的人可以進大學,現在也才18%。所以,很多香港人去全球念書,並吸收了不同文化的養分。因為香港是開放的城市,所以英國的文 化來了,但我們沒有忘記中國文化,而且日本、美國、印度、韓國等不同的文化在香港實現了交流,所以香港有它特別的地方。當然,我們也有很多不足。  
  其次,是尊重法制。 

  最後,不得不提到香港精神,什麼是香港精神?一是逆境中的自強,香港的資源有限,但竟在全球的創意中拿了很多獎,例如香港的電影、音樂等;二是 國際上堅持誠信,包括在金融、工商業及教育等領域內堅守專業操守。香港流傳下來的寶貴精神如何保存?其實,跨代可以交流。因為年輕一代的視野非常開闊,但 上一輩也很厲害,他們之間是可以互補的,這樣就可以把香港原有的精神保存下來的。而且,青年的國民意識比上一代強,特別是回歸之後,幼兒園、小學、中學都 很注重國民教育。 

  記者︰內地應該向香港學習借鑒什麼? 

  蔡元雲︰不敢當。我來往于香港內地之間已經有15年了,我發覺我們國家真的有很多很寶貴的傳統文化,我們的文化里有很多很美好的東西,有一段時 間把這些忽視掉了,這是不應該的。現在我們國家已經注意到要把傳統文化保存下來。當然,傳統文化有些地方也是需要修正的,畢竟時代變了,相信孔子活在今 天,也會把《論語》的內容在原則不變的基礎上加以修訂,來配合當今社會的變革和需要。但是,很多還是很好的,比如孔子所倡導的人倫關系、老子《道德經》里 的“道”、“上善若水”,等等。一定不要認為什麼都是西方的好,但同時要保持開放的態度,因為全世界文化各有其長處。蔡元培提出“兼容並包”,這個立場是 很高的文化立場。
 
  所以,我從香港來內地學習,我發現我們中國有很多的寶。 

  記者︰這幾年您接觸到很多內地青年,您對他們有什麼印象? 

  蔡元雲︰他們的基礎教育很強,文字表達、言語表達以及很多方面都很優秀,而且他們有一種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在我們那一代,出國是被人看輕的。 

  現在,我們念大學的機會很多,但一定要做一個有靈魂的中國人,有中國魂的中國人,有生命的中國人。而且,我們還需要卓越,因為21世紀對我們的要求真的很高。全世界都在進步,我們下一代也應該要不斷進步。 

  鏈接 

  蔡元雲1971年畢業于加拿大曼尼托巴醫學院,獲取醫學博士學位,學成後旋即返港,于播道醫院行醫。當時,因感香港青少年的困境和需要,于 1973年與蘇恩佩創辦《突破雜志》。1976年蔡醫生再往美國三一國際大學攻讀心理輔導,學成後回港至今。于2001年被香港浸會大學頒授榮譽社會科學 博士學位,並于2006年被華東師範大學授予名譽教授稱號。 

  蔡醫生曾任突破雜志社長、突破機構總干事,現任突破機構榮譽總干事及青年發展基金會長。而“突破”亦從《突破雜志》開始,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多元 化的青少年文化、教育及服務機構。另一方面,蔡醫生積極參與社會事務,被香港政府委任為多個有關青少年政策及服務的委員會成員。



使命更新

【時代論壇訊】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已於五月廿八日及廿九日舉行「使命更新」2010香港教會使命會議,而在廿九日舉行的專題演講中,大會邀得突破機構榮譽總幹事蔡元雲醫生主講「使命教會──實踐」,並由中大候任校長沈祖堯教授回應,有過百人參加。

年輕人該放眼世界
對於年輕人的使命,蔡元雲認為青年人不單只留意香港的事,也要留意國際間的事情。他奉勸年輕人不應沉溺網上世界,要不怕艱辛,環觀全世界,例如畢業 後可以到外地做義工:「透過基督的眼望進苦難」,而不要局限自己留在香港。他又認為世界到處都充滿機會:「其實權力不是控制在少數人的手裡,因為全民皆祭 司,信徒皆祭司。」
蔡元雲又指出,現今的香港教會面對很大困難:「有太多機構組織,不少領袖都疲於奔命地去參與不同活動,那又怎樣培養人材呢?」他續指信徒亦因為工作忙碌的關係,以至沒時間上教會。

依靠神的幫助
在發問時段,台下有會眾分享指現時的工作十分辛苦,屬靈上亦沒有增長;另亦有會眾指其工作性質需要說謊欺騙顧客,因此內心甚是掙扎。

沈祖堯在回應會眾提問時,笑言自己的工作也是十分忙碌,很想休息。他指在工作忙的時候可以依靠上帝,求賜力量:「因為自己不是單打獨鬥的。」而他認 為在商業中誠信是很重要,聖經上也說「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他認為在職場上可以嘗試找同工一同禱告,正如他在沙士期間,也約了基督徒醫生每朝在辦公 室裡開祈禱會:「你面對的問題,是遠超於你能應付的,儘量拿可以得到的幫助──上帝的幫助,因為上帝的說話是不可代替的武器。」

蔡元雲亦回應指,現今世界的罪惡愈來愈多,屬靈戰爭已經開始,人們應該認清「世界掌權的是上帝!」他提醒會眾如要獲得真理:「就要去讀聖經,而且一 定要祈禱。」神賜福給人,要人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他又指人在職場中應與神同工、更新職場的心靈:「要成為神在職場的光與鹽,行公義,好憐 憫。」蔡元雲更指權力、錢、名、都讓人不清心,所以內外都要牧養:「不要忘記救贖使命,不要只說不做。」

核心價值是人的價值
沈祖堯同意蔡元雲所說的,並指現今社會同市場掛鈎,不論是醫學界還是教育界都重視成本效益:「病人唔好住多過三日半,否則預算會『爆煲』」,而工作 的非人格化,就像工廠的生產線,本來醫的是人,但變成「醫器官」。他認為教育也因為市場主導而改變:「以前數學叻就讀工程,生物叻就讀醫,而家就係讀精算 同商科。」不過,沈祖堯亦勉勵職場同工,應專注人的價值,學習使用真理、正義、和平、信心和救恩。

他又指當初接受中大校長任命時也經過一番掙扎,直至聽到牧師講道談及約書亞記一9,耶和華曉喻約書亞的經文時才決定接受任命:「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上帝必與你同在。」他也以此勸勉會眾。

如何幫助青少年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蔡元雲醫生 2011.1.14
蔡元雲醫生主講:如何幫助青少年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from iQuest on Vimeo.
陳錦偉校長回應:與青少年對話及結盟 from iQuest on Vimeo.

不願尋師?未敢為父?

蔡元雲
突破機構榮譽總幹事


2011.1.02
時代論壇


若你問我今天香港青少年最缺甚麼?我認為不是金錢、不是學位;他們最缺的,是一位「生命導師」(Mentor)。

  每個人都可從生命導師身上得到啟迪,在成長迷思、生命素質、生涯規劃、心胸視野等各方面都得到指引──使我們更認識自己、認識真神和認識世界。

  父母是一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生命導師,老師傳授的不該只是知識,也當傳授做人之道;可惜在香港,父母和老師都被生活壓迫,受城市的價值取向所 困,缺乏時間、空間、心力去成為青少年的生命導師。這一代的青少年領受的是頭腦知識、求生技能,在成長路上卻往往經歷一連串學業上的挫敗感和求職時的無力 感!

  「數碼的一代長大了!」(Don Topscott, Grown Up Digital),他們的學習、交友、娛樂、購物、與世界的接軌都是在網上發生;他們最信任、最有情的是Facebook上的朋友,每天好幾個小時盡情抒發自己的感覺,彼此互動交往。

  新一代很多對上一代失望、不信任:父母似乎距離很遠,和老師罕有生命交流,對政治人物覺得失望,對商界領袖也是極度懷疑,對主流傳媒半信半疑;他們重視朋輩的認同,卻沒有尋找生命師傅的動力。

  在香港這個社會,亦的確缺少願意以「亦父、亦師、亦友」的心態與青少年交往的人。「為父的心」難求:需要空間、勇氣,才能進入青少年的世界,聆 聽他們的心聲、明白他們的夢想、肯定他們的身份、發掘他們的強項、包容他們的不足、擴闊他們的視野;更重要的是──願意謙卑地向他們學習。

  最近我回顧自己的成長路,衷心感激在我生命中留下足跡的生命導師,並寫成書《與恩師的十堂課──我的路》。書中以十個字總結為徒的心得:「知、 遇、尋、根、靜、死、道、承、傳、行」,同時並反思為父之道。我渴望能引起一些對師徒關係的討論,進而在香港協助推廣跨代生命結連、豐富彼此人生的關愛文 化。

  身為青年工作者,我心中牽掛著那二十多萬身處貧困家庭的兒童及青少年;還有在校園內、社區裡被毒品所困的青少年──他們更是迫切需要有人以生命導師的身份陪伴同行,一同創路。

  期待聽到你的迴響,對生命導師這課題你有甚麼體驗?有甚麼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