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5.11
近幾年，蔡元雲先生在內地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作為香港特區四川重建督導委員會醫療康復小組成員，他一直在關注汶川
災區的青少年心理問題。他任會長的香港青年發展基金會與華東師範大學合作的“培育卓越生命”項目，也在進展之中。他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合作，針對進城務工
人員子女的“成長向導與生涯發展支持項目”、“外來務工子女健康發展研發項目”，幫助很多孩子找到了成長的目標和力量。
“蔡醫”，是香港認識他的人對他的尊稱和愛稱。因為39年前，他曾經是醫生，後來放棄醫生這一待遇優厚的職業，投身青少年工作，至今不改，而且還要繼續做下去。他，還是香港突破機構榮譽總干事。
在蔡元雲先生來京對北京青少年工作者進行培訓之際，本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以期從他的經驗中汲取教育靈感。
“你內心有一團火是為年輕人燃燒的”
記者︰蔡先生，您好！我們了解到，您在加拿大拿到醫學博士學位，而回到香港後，又在中途義無反顧地放棄從醫並轉身青少年工作，一直堅持到現在。您最初是怎樣作出這種抉擇的？
蔡元雲︰我1971年在加拿大拿到醫學博士學位，學成後在香港行醫5年。我大學前受到的教育基本上是英國教育。在英國殖民地下，香港是沒有公民教育、國民教育的。
後來到加拿大，我才意識到原來我是中國人。那時，加拿大人剛剛開始尋找加拿大人的身份認同，開始擁有自己的國歌、國旗，開始擺脫英聯邦的陰影。
後來，一些外國人用很標準的普通話給我講國家的故事。我很奇怪，為什麼這幫外國人比我更了解我的國家？那時候我突然有了點覺醒，意識到我是中國人。
記者︰您“棄醫從文”，是受了魯迅先生的影響嗎？
蔡元雲︰魯迅先生對我有影響，因為魯迅先生是中國魂。在他們那一代，中國被列強瓜分，整個政治經濟狀況有很多讓他看不過眼的東西，他寫《阿Q正
傳》、《孔乙己》等，很有風骨和中國心，而且敢于講話，是我很羨慕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就是這樣，有良心、講真話，而且對自己的身份很認同。他到日本念醫
學，但在日本醒悟過來，醫學不如文化對國家有影響。在加拿大，我有一種身份的醒覺，我是中國人，所以我又回到了香港。
記者︰香港突破機構的蘇恩佩女士對您選擇從事青少年工作是否有影響？
蔡元雲︰當然有影響。蘇恩佩是一個很特別的中國人，她在美國學成後放下感情，回到亞洲並成為很出名的作家、編輯。後來，她面臨很重要的問題——
年輕一代如何為香港發展作出貢獻，因為香港上世紀70年代經濟比較發達，但年輕人的價值觀開始動搖。于是，她創辦了《突破雜志》。
我和她相遇在香港。她問我是否願意加入青少年工作，我說，我很喜歡醫學專業，是一個很不錯的醫生。她說，但你內心有一團火是為年輕人燃燒的。這
是真的，我回香港後，很多學校邀請我講授和年輕人有關的課題。所以，1973年開始，我決定上午在醫院，下午在突破機構，從而開始了我的青少年工作生涯。
記者︰您在“突破”機構做了哪些工作？
蔡元雲︰我們在突破機構作的研究是“根”，我們的根就是生命。第一個“根”是“植根香港”，就是肯定香港的孩子是香港人，不要輕看這個城市，要
敢于承認自己是香港人。第二個“根”是“尋根中國”，就是不要忘記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種族、我們的國家。當初講“尋根中國”的時候，很多人是抗拒的，因為
香港人都拿不同的護照。但無論什麼護照，都是“美籍華人”、“加籍華人”……都有一個“華”字，這也是我們永恆的根。第三個“根”就是“扎根永恆”。我們
的工作是三個字“植根香港，尋根中國，扎根永恆”。
香港剛剛回歸時，就出現過香港有沒有“根”的問題。無根的一代，就是沒有生命的一代。
“我真沒有想過放棄”
記者︰您幾十年如一日地從事青少年工作，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有沒有想過放棄？
蔡元雲︰最大的困難來自我的父親。他認為我是蔡家第一個念大學和念醫師的，卻去搞雜志，是不可理解的。好在我母親支持我，她說服我父親尊重我的選擇。
此外，我們當初是沒有錢的，只是借人家辦公室的一個小房間，而且只有兩張辦公桌。但從那時起，就工作得非常開心，因為很多人願意做志願者，突破
基金都是志願者捐獻的。後來，我們發展到在香港大概有220個全職同事，並發展了一個青年發展基金。所以，我真沒有想過放棄。
記者︰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先生對您的工作很感興趣。
蔡元雲︰對，這個很奇怪，在我意料之外。因為我們都是百分之百的民間團體，沒有政府資助，原本以為政府完全不知道我們的存在。香港最後一任港督
彭定康的一個政治組主任曾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做中央政策組非政府組的顧問，主要負責青年政策問題。1997年香港回歸後，香港的4家電視台聯合要求董建華
特首向全香港宣講他的施政綱要。這是董特首上任後第一次政策公開，他邀請4位社會人士對他的施政綱要作公開響應，其中一位是金融界人士，一位是研究政府政
策的人士，一位是記者，最後一位是我。
我的響應，相信董特首意料不到。他說，香港的教育出現了問題，要改革教育方向。我響應道，香港的老師很疲勞，應該把空間好好給他們，讓他們定位
清楚一點，因為老師是教育中最關鍵的因素。我的響應就是這樣。後來，新的中央政策組主任打電話給我，說他們決定還是讓我做顧問。
記者︰香港回歸後，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蔡元雲︰在1997年之前，突破機構向當時的香港政府申請了一塊兒地。1997年之後，香港重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我們就成立了突破青年村，培
養香港和內地21世紀的僕人領袖。我們發覺，之前香港不敢有計劃超越1997年。但我說，年輕人95%都會留在香港，所以一定要超前一點，不要認為
1997年後香港就沒了。
記者︰董建華特首對你們的工作持什麼態度呢？
蔡元雲︰在那段時間，我就發覺董建華知道我的存在，他特意來看望青年村。他很感動，因為看到很多年輕人在想將來怎麼貢獻社會。後來，他對我說，
青少年很麻煩，又要自殺，又要跳樓，你為什麼做這麼多年還在做？我的響應是，一般人只是看到年輕人黑暗的一面，我卻是看到他光明的一面。我不是看他受什麼
傷，有什麼不對，我是看到他們有很多潛質的。所以，我對他們很有盼望。他說，難怪我每次跟你談話，都感覺很有盼望。後來，我又擔任了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
記者︰您提到過，要做好青少年工作，政府官員和青少年對話是必要的，為什麼呢？
蔡元雲︰我任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時，在香港18個區都成立了青年論壇，讓青年人有機會發表意見。但是，我要求年輕人不能只提出問題和批判，
還必須通過研究來提供一個解決方案。然後，我把教育官員召集過來與青年對話，從而把年輕人的意見納入政府政策制定中來。這樣，年輕人也會覺得政府尊重他。
因此，政府高官和青少年對話是必需的。而且，青年政策不能只在圖書館里做研究，還一定要跟年輕人交流。
“沒有靈魂的卓越非常危險”
記者︰您反復強調生命有可能，生命是什麼，卓越的生命又是什麼？
蔡元雲︰哈佛大學一位教授的《沒有靈魂的卓越》一書指出︰在21世紀，雖然我們對自己的學科有專業的知識儲備與研究，但仍然需要不斷跟進，所以
我們需要卓越。而且，每個人有不同的卓越。例如，劉翔的卓越不僅僅表現在體育方面，還表現在堅韌、良性人際關系和承擔能力等方面。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
醫生，是“非典”時期亞洲的英雄，但他另一個卓越是在臨床治療時能夠把愛傳遞給病人和同事。
一些人追求知識和技術的卓越，這些是專業的卓越，但是沒有靈魂的卓越很危險。例如，我們這些年在北京做外來工子弟進城之後的課題。我們主要做的
是︰第一，解決他們的身份問題，用不同的方法讓他們擁有城市公民的身份意識；第二，給他們生命力，讓他的生命素質得到提升；第三，提供生產力，讓他們有足
夠的裝備貢獻北京。天生我材必有用，沒有一個沒有用的孩子，先天性可能身體有殘缺，但仍然可以貢獻家庭與社會。所以，生命是有可能的。
記者︰我們能感覺出，您在與青少年交往時，對他們傾注了很真誠的愛。
蔡元雲︰其實，影響我的，除了魯迅先生，還有冰心女士。她的靈堂上只是一句話，“最大的就是愛”。所以，在靈魂里，最重要的還是愛，人與人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管理者與人民之間，都是一定有愛的，愛很重要。
記者︰您常年和青少年打交道，最享受的事情是什麼？
蔡元雲︰最享受的是，看到青少年真的在改變，特別是他們的精神面貌在改變。無論我在香港，還是在內地，我最開心的就是看到青少年都有一個夢，都
有他們的長處。只要你跟他們同行，就可以幫他們去實現自己的夢。我們提出“敢夢、敢愛、敢飛”，“敢飛”即冒險。無論社會感覺他們多麼不成功，比如說吸
毒，但只要他們感覺到有人在相信他，在陪他同行，他是可以起飛的。
“一代更比一代強”
記者︰您曾把新的一代稱為“Y2K新人類”，內地現在也不斷涌現80後、90後，甚至00後的說法，您怎麼看這些“新人”？
蔡元雲︰“Y2K”指進入21世紀，不只是一個世紀，而是一個新的千禧年。所以，我們要了解到新生代的處境不一樣，看問題的角度也不一樣。我曾經用五個英文字母來描述他們的不一樣，英文是“GBCDE”。
G是Globalization,即全球化。
B是Biotech century，即生命工程或者生命科學年代。它對人的基因突破有了新的看法，醫生開藥不像以前那麼簡單，不是心理治療，而是基因治療。
C是Clash of civilization，即文明的沖突，也可以具體到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的沖突。老一輩人出生、成長甚至死亡都是在某個固定的鄉村，但下一代完全不一樣，人口流動讓不同文化的人走到同一個地方。例如，現在問誰是北京人，就很難回答。
D是Dragon
century，即龍的世紀。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在其著作《中國大趨勢》中說，21世紀是龍的世紀。大家都知道，中國的經濟、體育、科技正在崛起，這些
都是過去我們沒有想過的。在這種背景之下，中國人怎樣與全球互動，年輕一代與我們完全不一樣。
E是E-generation，即數碼的一代、網絡的一代。我們過去的教學很簡單，但現在學生一上網，就能與全球接軌，什麼信息都有。而且，數碼的一代很有創意能力和辨別能力，真的可謂是一代更比一代強。
記者︰年輕一代本身是否存在困擾？
蔡元雲︰當然會有困擾。他們感覺競爭大、感覺悲觀、感覺大學畢業也找不到好工作。而且，我們這一代給了他們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這一代還是佔據很多很重要的位置，讓他們覺得很難出頭。
當生命充滿困難與挑戰時，要堅定地知道自己是誰。我對未來的一代是充滿信心與盼望的，並相信他們會代表我們國家闖出一個名堂來。
我的小同事明皓，在香港讀完大學後去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就來我們的青年基金會作研究。她爸爸最初也很惱火，為什麼不去大學教書，偏偏
來這里。她背起背包來到內地，這幾年和另一位哈佛大學博士在民工子弟里做了一些很扎實的工作。大家不要只听我們這一代的故事，也要听听他們的故事。他們就
是你們要找的80後。
“我發現我們中國有很多的寶”
記者︰您已經在香港和內地從事青少年工作達到39年，您覺得現在香港應該特別注意什麼？
蔡元雲︰首先，我們一定要放眼全球，具有國際眼光。香港有150年是殖民地，沒有自主，所以香港在某種程度上先天處于逆境，而且什麼資源都沒
有。我們那個年代，只有2%的人可以進大學，現在也才18%。所以，很多香港人去全球念書，並吸收了不同文化的養分。因為香港是開放的城市，所以英國的文
化來了，但我們沒有忘記中國文化，而且日本、美國、印度、韓國等不同的文化在香港實現了交流，所以香港有它特別的地方。當然，我們也有很多不足。
其次，是尊重法制。
最後，不得不提到香港精神，什麼是香港精神？一是逆境中的自強，香港的資源有限，但竟在全球的創意中拿了很多獎，例如香港的電影、音樂等；二是
國際上堅持誠信，包括在金融、工商業及教育等領域內堅守專業操守。香港流傳下來的寶貴精神如何保存？其實，跨代可以交流。因為年輕一代的視野非常開闊，但
上一輩也很厲害，他們之間是可以互補的，這樣就可以把香港原有的精神保存下來的。而且，青年的國民意識比上一代強，特別是回歸之後，幼兒園、小學、中學都
很注重國民教育。
記者︰內地應該向香港學習借鑒什麼？
蔡元雲︰不敢當。我來往于香港內地之間已經有15年了，我發覺我們國家真的有很多很寶貴的傳統文化，我們的文化里有很多很美好的東西，有一段時
間把這些忽視掉了，這是不應該的。現在我們國家已經注意到要把傳統文化保存下來。當然，傳統文化有些地方也是需要修正的，畢竟時代變了，相信孔子活在今
天，也會把《論語》的內容在原則不變的基礎上加以修訂，來配合當今社會的變革和需要。但是，很多還是很好的，比如孔子所倡導的人倫關系、老子《道德經》里
的“道”、“上善若水”，等等。一定不要認為什麼都是西方的好，但同時要保持開放的態度，因為全世界文化各有其長處。蔡元培提出“兼容並包”，這個立場是
很高的文化立場。
所以，我從香港來內地學習，我發現我們中國有很多的寶。
記者︰這幾年您接觸到很多內地青年，您對他們有什麼印象？
蔡元雲︰他們的基礎教育很強，文字表達、言語表達以及很多方面都很優秀，而且他們有一種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在我們那一代，出國是被人看輕的。
現在，我們念大學的機會很多，但一定要做一個有靈魂的中國人，有中國魂的中國人，有生命的中國人。而且，我們還需要卓越，因為21世紀對我們的要求真的很高。全世界都在進步，我們下一代也應該要不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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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雲1971年畢業于加拿大曼尼托巴醫學院，獲取醫學博士學位，學成後旋即返港，于播道醫院行醫。當時，因感香港青少年的困境和需要，于
1973年與蘇恩佩創辦《突破雜志》。1976年蔡醫生再往美國三一國際大學攻讀心理輔導，學成後回港至今。于2001年被香港浸會大學頒授榮譽社會科學
博士學位，並于2006年被華東師範大學授予名譽教授稱號。
蔡醫生曾任突破雜志社長、突破機構總干事，現任突破機構榮譽總干事及青年發展基金會長。而“突破”亦從《突破雜志》開始，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多元
化的青少年文化、教育及服務機構。另一方面，蔡醫生積極參與社會事務，被香港政府委任為多個有關青少年政策及服務的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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